2016年一月起至今，全國一季度，民間投資53197億元，同比增長5.7%，比1—2月降低了1.2個百分點，比2015年全年增速降低了4.4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增速持續放慢令人擔憂。

這已引起中央高層的高度關注。5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著力擴大民間投資。會議指出，當前民間投資增速有所回落，必須采取有力措施，推動相關政策落地，進一步放寬準入，打造公平營商環境，促進民間投資回穩向好。

時隔5日，李克強總理在9日召開的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只有通過“放管服”營造公平便利的市場環境，才能更好激發非公經濟和民間投資活力，要在電力、電信、交通、油氣等領域切實保障民營資本及其投資的合法權益。

民間投資增速持續回落

近期，民間投資數據頗有些不盡如人意。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10.7%，但民間固定資產投資5.3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僅為5.7%，增速落后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5個百分點，增速比1-2月份回落1.2個百分點。

而國家統計局5月14日公布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數據更不樂觀：1-4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82393億元，同比名義增長5.2%，增速比1-3月份回落0.5個百分點。

上述數據說明今年以來中國民間投資低迷、活力不夠，形勢嚴峻。不僅如此，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例也出現了近10年來罕見的下滑。

一季度數據還顯示，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降至62%，比去年同期降低3個百分點。自2006年至2012年，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比重從49.8%上升到61.4%，到2015年民間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達到了64.2%，但目前卻出現了大幅度下降趨勢。

伴隨這些并不樂觀的增長數據的是企業不時傳出的各種壞消息。

“我們這個地方有不少民營企業都倒閉了，主要是資金鏈斷裂。”當記者聯系采訪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金華市某企業人士時，他說出了令記者頗感意外的一句話。

其實，有關民企的發展困境問題，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已有浙江民企代表提及。全國人大代表、浙江更香有機茶業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學文3月7日在浙江代表團小組審議時指出，以浙江為代表的民營企業，目前正承受來自包括法律、銀行貸款、社會經濟形勢和國際國內整個大環境的壓力。“很多企業跟我講，真是生不如死，現在想死的心都有了。”

這并非危言聳聽。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從他對民營企業所作的調查看，目前全國大概有不少于20%的民營企業處于觀望、停產、半停產或者是維持現狀的狀態。“現行持續收縮的經濟大勢決定了他們必然要收縮戰線、維持生存，保存實力。”

國務院開展政策執行督查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民間資本蓬勃發展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象征，是國民經濟充滿活力的基本表現。尤其重要的是，民間投資促進了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僅創造大量的社會財富，而且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如果民間投資持續下降，必然會嚴重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健康發展。

要煥發民間投資的活力，需要政策強力推進。5月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一項極具信號意義的決定，派出督查組對地方推進民間投資進行督查。

這次會議決定，今年五月下旬，國務院派出督查組對18個省（市、區）圍繞國務院2014年出臺的39項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相關文件落實情況進行督查。

李克強總理在會議上強調，對于當前民間投資增速有所回落的原因，要通過督查深入評估，認真分析解決。要針對督查中發現的問題，適時優化調整民間資本投資政策：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同時優化服務；金融機構要加大對民營企業支持力度；各項政策對國企和民企要“一視同仁”；積極引導城市資本投資農業。

“針對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進行實地督查很有意義。通過督查，不僅可以了解清楚中央政策與民間資本之間發生的‘隔閡’或者說‘矛盾’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而且可以清楚地找到推進中央政策落實的具體路徑。在現行體制下督查對于促進民間投資肯定會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劉迎秋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肯定了國務院派出督查組的重要性，但他同時提醒：“不能僅僅通過甚至單純依靠督查來解決民間投資不足的問題。因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最終還是要依靠內生動力，比如從體制、機制上進行創新與改革等等。因此，經濟管理工作重點也應放在內生動力的開發、啟動和釋放上，要盡早扭轉經濟持續衰退的局面。”

讓民間資本投資“有門”

一直以來，對于制約民營經濟發展，我們聽得最多的是有三個門：“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近期又增添了一個新詞：“沒門”。

這個新詞來自5月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此次會議上，說到一些民營企業目前面臨的問題，李克強總理感慨道：“說實話，一些民營企業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而是‘沒門’！不知道‘門’在哪兒！”李克強直言，“因此，必須進一步放寬準入，讓民間資本投資‘有門’！”

“沒門”的問題，就是沒有人受理、接待和辦理，這當然需要采取措施切實解決。據記者了解，為了讓民間資本投資“有門”，發改委已經率先開道。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許昆林在5月13日召開的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說，發改委下一步將大力推動解決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方面遭遇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問題。“下一步將著力抓好已出臺政策的落實，盡快促進民間投資回穩向好。”

其實，為解決民間投資難題，自2005年以來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除了兩個“36條”外，2014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在農業和水利工程、市政基礎設施、能源設施、信息和民用空間基礎設施等諸多不曾對民間資本開放的重要基礎建設領域，已經做出了逐漸向民間資本打開大門、允許民間資本投資在諸如交通、能源、水利或者環保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投資。但是，遺憾的是，這些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一直問題不斷。

“最讓我們頭疼的是融資難問題，作為小微企業，融資難始終得不到解決。盡管有些政策要求銀行給小微企業貸款，但多數都是指導性意見，實際上并沒有太強的可操作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營企業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長期以來，融資難、融資貴，一直都是中小微企業發展過程中難以回避的痛點，銀行對于小微業務始終存在“不愿貸”的問題。一位銀行業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直言，由于民營企業在管理上不太規范，再加上沒有政府信用背景做支撐，金融機構就不敢輕易貸款給民營企業，金融機構給予民企貸款的支持力度確實比較小。

但也有例外，“像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雖然也是民企，我們就愿意給他貸款，萬一有意外和風險，他老爸也會為他背書。有他老爸這個信用做背書，金融機構愿意給他做貸款。”上述銀行業人士說。

業內人士：建議盡早取消商業銀行內部同業理財業務

一方面是民營企業從銀行很難得到貸款，另一方面，得到貸款的民營企業其貸款成本也很高。為何中小微企業貸款成本高企，商業銀行的所謂“金融產品創新”——同業理財——是一個重要推手。

據記者了解，目前全國各大商業銀行均提供同業理財服務。一般地，這些同業理財產品先賣給城市銀行，城市銀行下面都有一百多個支行，這一百多個支行再把同業理財產品賣給村鎮銀行，“每賣出一次同業理財產品，至少要加兩個點以上的利率，有的甚至達到四、五個點，到理財產品創新價值鏈末端的小微銀行、包括村鎮銀行，等到他們拿到理財產品的時候，利率已經繞了幾道彎，由它們放到實體經濟主體那里的資金成本必然已經非常高了。”劉迎秋通過《中國經濟周刊》建議主管部門考慮盡早取消這樣一項商業銀行內部的所謂同業理財業務，“商業銀行的主業應該管好資產與負債，重點是把從民間吸納的資金再通過銀行業務直接貸給處于實體經濟領域的中小微企業。”

在13日召開的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許昆林表示，發改委正在試點專項建設基金，比如給政策性擔保公司注入一定資本，讓它為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提供擔保、增信，使其能夠得到商業銀行貸款，具有投資能力。

要給民企同等國民待遇

長期以來，人們用“玻璃門”來指代民間投資“準入難”——即看上去似乎是沒什么限制，但民營企業實際上就是無法進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營企業家向記者訴苦：“作為民營企業，我們沒能得到和國有企業一樣的待遇，依然面臨多種限制和約束。”

5月9日召開的簡政放權會議，開宗明義就要打破“玻璃門”。李克強總理在這次會議上表示，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要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凡是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應允許各類市場主體進入；凡是已向外資開放或承諾開放的領域，都應向國內民間資本放開；凡是影響民間資本公平進入和競爭的各種障礙，都要通通打掉。

此次會議開出了7項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清單。李克強總理稱，要抓緊建立行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破除民間投資進入電力、電信、交通、油氣、市政公用、養老、教育等領域不合理限制和隱性壁壘，堅決取消對民間資本單獨設置的附加條件和歧視性條款，做到同股同權，保障民間資本的合法權益。

“建立行業準入負面清單是有必要的，除此之外，要使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調節作用，還要使競爭充分展開，真正做到讓民企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更有作為。”劉迎秋說。

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概念，并提至“積極發展”的高度。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把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結合起來的新的所有制實現形式，其中既有公有制經濟，也有非公有制經濟。

記者發現，近年來，關于民營企業兼并國有企業的案例少有發生，比較知名的是，2008年晉江聚旺印染機械有限公司、升泰紡織有限公司等50多家民營企業對上海國有同行業實施了并購，通過并購使民營企業迅速進入具有強大國內外市場輻射能力的上海市場。

然而，相比之下，國有資本兼并民企的案例卻比比皆是。目前為止，石油、電信、軍工等行業基本處于由國有部門壟斷狀態，很多民企只有通過與國企合作或組建混合所有制企業，才能借助于國有企業進入壟斷性行業，并從那里分得一杯羹。如寶塔石化集團與中石化的合作才實際上獲得了部分油品直銷市場。

此外，在供電、供水、廢物處理、污水處理、燃氣供應等城市公用事業領域引入混合所有制，是民營企業借助國有企業的平臺進入城市公用事業的“捷徑”。如新奧集團就參與了100 多家地方城市燃氣公司的國有產權招標與競拍，為其提供資金、技術、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服務支持。

盡管如此，在劉迎秋看來，民間資本成功兼并國有資本的案例依然比較少，反過來，國有資本兼并民間資本的案例卻比比皆是。“國有資本憑借自身壟斷地位兼并民營資本的結果，并不是國有與民營的優勢互補，而是中小民間資本的活力大量消失。從國民經濟整體競爭力和發展力角度看，一是要按照三中全會通過的《深改決定》對國有企業實行分類改革，二是要給民企同等國民待遇，鼓勵更多的民企通過平等競爭兼并無效、低效或已經處于虧損狀態的國有企業，這也是制度的一項重要體現。”劉迎秋說。

民營和國企都是必不可少的兩種營業體存在，公平、平等的競爭也是大家所愿意的。